甲子心声 · 我与三院的故事 | 三院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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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志强，医院职工毕崇波和夏文娟之子，在三院长到19岁，曾是前结构工程师、电影自媒体副主编，现游戏自媒体从业。

三院的小孩

门诊楼前有一棵松树。

医院这帮小孩放学放假最爱干的，就是爬它。三四层粗壮的主枝方向各异，每条上都能坐两三个小孩。松树的树冠是一层层互相遮盖的，最上面一层有个位置特别好，树冠处恰好露出一片空隙，坐在那条主枝上，能直接望到西边正门口大铁门。瞪瞪眼，能看到新昌路。我们叫它哨位，想坐在那，得抢。

我记得这棵松树硕大无朋，树干远远粗过《杰克与豆茎》里让杰克顺着爬到天上去的豆茎，树冠可以遮住一整个夏天的天空。

（门诊楼前的松树）

不止这棵松树，好像我对三院的记忆大部分都跟这些植物有关。

“停电”这个词对现在的小孩恐怕已经很陌生了，但我小时候每年夏天似乎总会在晚上停几次电，第一排家属楼南边的柳树下，就会突然长出比柳叶还多的小马扎，和用来打发时间比燥热更燥热的聊天——枯燥，无外乎就是白天病房里的事；热闹，根本停不下来到我甚至以为大人们恨不能再多停一小时电。我小时候不懂，明明都是一个单位甚至一个科室的同事，每个人的白天里，真的发生了那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么？

很没意思。

真正有意思的还得是我们那帮小孩。

还是这排柳树。扭曲的树根像山路，山中住的是蚂蚁。我们有一种很残忍的游戏，就是掘开蚂蚁窝，蚂蚁就会徒劳地爬来爬去无处发泄愤怒，这时候，只需要去旁边花园抓一只天牛扔进去，蚂蚁们的愤怒瞬间就会有了去处，而深陷蚁穴的天牛头上，是我们用柳树条纵横交错成的盖子，不用多久，就能看到这只天牛被蚂蚁肢解，昌乐话：fen了。只是当时不觉得自己残忍，小学语文课有一篇讲昆虫学家法布尔趴田里观察蟋蟀，学完我觉得科学家也就那样，没啥稀奇，fen天牛的这帮小孩里将来也得出几个科学家，保二争三。

蚂蚁还是太小了，还是“截留龟”有意思。

二病区南边的院子里有两排梧桐树，印象中再没见过那么笔直的树，五指状的树叶肥厚成墨绿色，站在下面晴天也是阴天。

大人每天都会用大笤帚扫院子，偶尔会扫开截留龟的洞，随便扔个笤帚条下去，一会它就顺着笤帚条又或者梧桐枝之类的东西爬向晚上的油锅。

我爸那会隔三岔五就能捡一两个，放到可能装过冬眠灵也可能装过氯氮平的纸药包里攒着。

效率太低。

跟他比起来，我们像在捕捞。

就是沿着院子中间那一溜水泥地砖，一块一块，一排一排掘开，那些原本要出土的截留龟被水泥砖困在那，捡就是了。几乎每块砖下都有，多的甚至有两三个。撅着屁股一天就能把整个院子的砖全掀开，等到了跟老二中隔开的南墙那才想起来回头一看，恍惚间，你会觉得自己超脱了生物范畴，在刚刚的几小时内，是一把铁铸的犁。

至于抓来的截留龟，吃多没意思。

晚上吃完饭往大铁门那一聚，拿砖摆个跑道，赛截留龟，起步百公里加速能加截留龟一辈子。

噢对了，铁门那片地在夏天的正式用途不是用来赛龟的，毕竟二病区院子的砖也不可能天天掀，得给截留龟休养生息的时间，顺便方便大人们重新铺砖。它的正规用途，是在各种犄角旮旯抠蟋蟀——我听到有人说“抓蟋蟀”心里就会嘎嘎笑：纯纯外行。蟋蟀是会藏在水泥缝里的。

从大铁门进门就往北的路上，原来有一排杨树。

这家伙是宝。尤其是暴雨之后。杨树叶的叶脉坚韧，两人各选一条，十字交错，可以“杠老筋”，胜者为王，败者？败者也不会食尘，再找一条更老、更韧、颜色更深的接着干，还输？

那也不食尘，教你口诀：我不耍了，俺妈叫吃饭了。

但这排杨树是我的一个童年阴影。

雨后杨树会掉一地很像毛毛虫的花穗，顺着雨水糊一路。不能杠老筋，纯捡着玩。有个叔叔下班路过看我们在捡，说这东西拿回去藏家里厕所，会孵出麻雀。还有，别跟大人说，要不就都飞了。

杨树花孵出麻雀不稀奇。

稀奇的是这种解决了不是先有蛋也不是先有鸡而是先有杨树花的鬼话我们信了——直到藏在厕所发出被雨水沤烂了的恶臭。

大人还问呢：什么东西这么臭。

废话，我能让你找着？那我麻雀不飞了么。

我后来想通了，这叔叔所在的科室大概就是负责打扫这条路。很会降低自己工作量了属于是。

杨树这条路第一个路口往东是老食堂，食堂北面空地里有棵法国梧桐。

我倒是记得它身上没几块皮，很光滑。而是记得某个秋天，爸妈都去上夜班，我半夜又或者凌晨做梦醒了，自己抱着衣服跑去病房找我爸。那天雾很大——这是我为我走了一路丢了一路衣服找的借口。但那天雾真的很大。

后来就没有夏天停电这一说了。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十几年后，我居然在中山开着空调冷风的冬天，再一次听到记忆中夏天才有的燥热拉呱。我爸妈，挽雨爸妈，坐那哐哐又聊起来了。

这回确认了，没有别人不知道的事。聊的就还是那些人还是那点事，没有新鲜的，就是在互相重复共同记忆，一剑刺穿几十年，能从刚进院参加工作时挑起。聊功深厚。

一竿子支出去一千八百公里，想了下，三院的小孩好像天涯四处。

很遗憾，没出法布尔。但好像三院的概念随着小孩们的长大和远行，突然变大了，一说某个地名：噢，谁谁谁在那。我们不再是我们，而是成了老去了的大人们感知世界的一个触角。

我印象极其深刻的是，上大学放假有天重回老院，路过门诊楼我愣了一下。

那棵松树还在那个花坛里，它硕大无朋到能遮住一整个夏天的树冠呢，怎么这么小？干巴，皱缩，局促地蹲在那，像个盆景。

那是第一次，“长大”这个词如此具象化地出现在眼前——

树没变，医院没变，是我们在变。

树冠艰难拦住大部分阳光，只有几道刺穿过来耀眼夺目，似有蝉鸣锐利。我又抬头看了看哨位。

很好，现在不需要蹭一身黏答答的松香去抢了，那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坐在那眺望新昌路。

但我在树下又确实看到有个小孩骑跨在哨位的枝干上，摇晃着脚在向外看。

他看的不是新昌路，他坐着的地方也不叫哨位。

他也不知道他看向的是哪里的未来，他现在肯定也猜不到，他坐着的地方，是他将来成为大人们触角的起点。

或许再过几十年他也会像他的父辈们一样燥热地聊起过去的事：啊？那天真的没雾么？

这时他才突然明白，记忆很重要，有没有雾？不重要了。

供稿：毕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