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这首歌,让多数人联想到海外的游子,为了事业而不能回家的执着开拓者,甚至会有人联想到被骗的传销者、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又有谁会想到不能回家的精神病人?他们原本也像正常人一样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可就是因为无情的病魔让他们一次次远离家门,最终他们的家人带着深深的无奈亲手将家门缓缓关闭。
一位50岁的女患者,离异20年,独自把女儿抚养成人,自己却不幸精神失常。 2010年5月在其女儿的陪同下入住我院。女儿推说自己繁忙,母亲住院两年只来看望过两次,也很少打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去年10月份的一天,患者思女心切,再次央求主治大夫给其女儿打电话,大夫即刻拨打她女儿的电话,开始几次无人接听,之后便关机了。我们只好用善良的谎言告诉病人,她女儿因工作繁忙近期无暇前来探望,但女儿希望她安心住院巩固治疗,有时间一定会接她出院回家。而直到今天,我们也没能联系上她女儿,出于对病人的负责,我们通过病人的口述得知她妹妹及其妹夫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几经查询得知,妹妹已经退休,电话号码无从查知,也不知道居住何处。我们又打到其妹夫的公司,电话打通了,但他的一番话令我们无所适从:“她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和她女儿没有联系,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电话很快挂断。之后的几次通话,也都是三言两语便挂断电话,不知是为了拒绝,还是被我们的真情打动,他告诉了我们病人弟弟的电话。可电话打过去,反馈来的除了推脱便是冷漠,再后来便拒接电话。我们只好一次次将病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他的手机上。半年后,她弟弟主动打电话过来,准备择日来院商讨病人回家事宜,然而,在我们等待2个多月未果,再次电话问询后,事不关己的冷漠又一次浇灭了前期的希望,经过我们多日努力拉近的亲情顷刻间崩溃。而此时,病人精神症状早已稳定,急需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却因无家可归,还在我们无奈而又善良的谎言下痴痴地等待,梦想着回家的路不再遥远。作为医院,在为病人做好治疗护理的同时,我们还要继续为她联系家人并垫付住院费用。
一个病人,到现在我们也不曾知道她的真实姓名,但我清楚地记得她在我院四次的住院代号,因为她每次都是以流浪者的身份被救助站送往我院。每次送来都是浑身脏乱不堪,臭味难闻,体质非常虚弱。在经过对症调养及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病情逐渐好转,能够进行简单的沟通与交流时,我们获悉了她的大体住址及家人姓名,在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积极协助下,我们联系上了他的家人,得到的却是家人的无视与冷漠,家人都不同意来接病人回家,救助站工作人员只好将病人送回家中。然而不久,她又以同样的身份被送往我院,而且如此往返四次。虽然她现在没有入住我院,但是否居家安好,却成为我们心头沉重的问号。
病房里还有几位已经住院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病号”,以前的工作单位按时给他们缴纳住院费,无论是有家还是无家,如今,他们都已不再梦想回家,而是把这里当成了他们唯一的家,大夫、护士就是他们的亲人。
目前精神疾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居首位,不仅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我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大约1600万,其中大部分需要心理干预或系统治疗。据统计,我国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04张,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护士更是严重不足。几乎所有的精神病专科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
同大多数精神病院一样,我院住院病人人满为患,而这部分已经临床痊愈却不能出院回家的病人,额外占用着有限的精神卫生资源。医院不是养老机构,随着病人年龄的增长,身体每况愈下,治疗护理难度加大,家人拒接病人出院,医院又不能终止治疗,致使医院陷入两难境地,让原本就有限的精神卫生资源变得更加紧张,让部分真正需要治疗的病人得不到系统住院治疗。
近年来,我院不断加大软硬件建设,积极外出招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同时大力开展医疗惠民行动,采取多种措施减轻患者负担,在努力为住院患者提供优质、便捷医疗服务的同时,医疗收费也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每年减免的费用就达100多万。
但这些努力,对庞大的精神病患者群来说似乎是杯水车薪。经济的困扰、社会的歧视成为精神病患者康复回家的最大障碍。一曲“常回家看看”的深情吟唱刺痛了他们柔弱的心房,一首“我想有个家”的直白道出了他们内心的情感渴望,而一句“回家的路还有多远”的深情追问能否成为全社会的牵挂?
马振玉 徐小勇